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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时空的沟壑艰难回望

发布时间:2020-03-23 11:59:06 阅读: 来源:紫铜垫片厂家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总有某些特定时刻、某个特殊年代,因其具有若干特殊意义而常常被后人赋予某种特殊地位,继而被屡屡提起并持续放大。20世纪中国的“八〇年代”就是这样一个年代。曾任经济学家吴敬琏助手,目前是独立学者的柳红,她以一本厚重的为“八〇年代”改革之路上走过的三代经济学人勾勒群像,轻轻触摸这些特殊类型知识分子的“光荣与梦想”。

柳红力求打破这些惯常的“革命史”、“现代化”、“社会和文化”之类研究范式的局限性,试图“把那些被遮蔽、遗忘、误解了的人和事在笔下复活;把那些被埋没的,发掘出来;让那些走向模糊的,清晰起来;把那些被歪曲的,纠正过来……”虽然这个心愿太宏大,但柳红还是尽可能去实现。不过,她无意阐述改革中的重大理论学术问题及其争论,而是通过第一手资料,前后采访了70余位亲历者——面访、电话、邮件,一次又一次地采访和考证,并以40多个典型事件为线索,以求尽力体现出这些经济学人的理想、理念、胸怀、视野、勇气和人性。

按照柳红的观察,从空间而言,“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舞台多在北京三里河、月坛北小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等研究机构所在地)、皇城根9号院一带。从人物跨度而言,可将其划为三代:第一代是薛暮桥、孙冶方、马洪、蒋一苇等。他们既是革命者,又是学者;既是马克思主义者,又不是教条主义者——他们是中国改革事业的先驱,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意识到中国需要改革,当历史时机到来时,更全身心投入,披荆斩棘,呕心沥血。第二代,是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学者,如刘国光、董辅■、孙尚清、吴敬琏、厉以宁、赵人伟等。他们当时年富力强,先是用正统理论阐释改革,把政策和理论联系在一起;继而补修现代经济学,呼唤市场取向改革。第三代以王小鲁、周其仁、张维迎、华生等为典型代表,他们是“老三届”,当过工人、下过乡,后又考上了大学、读了研究生,他们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学以致用之心,以极大的热情直接切入改革的核心问题,有创见,有合作精神。

除了年龄划代,柳红认为,这三代经济学人也可以依据当时的思想资源,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以及东欧国家的批判计划经济和改革理论等,划分为五类:第一类,是留学英美,民国年间回到国内,或在大学执教,像陈岱孙、张培刚等;或进了金融机构,像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里的一些老先生;或在研究机构,像中央研究院的巫宝三等。第二类,生活在民国商品经济最发达区域,从农村调查研究开始起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像陈翰笙带出的薛暮桥、钱俊瑞、徐雪寒等。第三类,从共产党内被选送到苏联接受政治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像孙冶方等;第四类,从延安走出来的,自学成才的,像马洪等。第五类,1949年以前受过初等或高等教育,1949年以后系统学习,接受苏联政治经济学教育,“八〇年代”重新补修现代经济学的,像刘国光、董辅■、■敬琏等,他们为让人们接受今天所谓的经济“常识”付出了极大的心智。

众所周知,“八〇年代”中国全面启动改革,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各个领域,而经济改革是中心,当时的中国经济学人因此最具冲击力、张力和渗透力。柳红发现,“八〇年代”的中国经济学人群体之所以产生那么大的能量,不可忽视“两个效应”:其一,“杂交”效应。不同的思想资源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导致中国经济改革大体形成了中国式的思路和模式。其二,“三代同堂”效应。任何时代都会是三代到四代共存,但“八〇年代”差别巨大的三代经济学人,却因为一个共同目标集合在一起。这种群体性的、大规模的、全方位的参与和影响,实在是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独特现象。

现代创造学奠基人美国阿历克斯·奥斯本(Alex·F·Osborn)1938年首次提出“头脑风暴”概念时,或许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概念会在中国的“八〇年代”得到广泛推广和应用。“八〇年代”关于改革的很多好的想法和思路,常常不约而同地来自很多人。

那个时期的各类会议很多,能被记载的却很少。而中青年经济学家的两个会议却被载入史册:一个是1984年9月的“莫干山会议”;另一个是1989年3月的“京丰宾馆会议”。前者,使中青年学者全面崛起,开始影响中国的改革进程;后者则随着那年初夏的历史事件而暂时销声匿迹。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莫干山会议”一再被提起,被称作“经济改革思想的开创性事件”,因为这次会议为“八〇年代”的改革提供了重要思路。

在“八〇年代”经济领域林林总总的“头脑风暴”中,市场是最核心也最充满争议的话题。市场真的会主动均衡吗?会不会带来世道人心的凋落?它将造成怎样的冲击?是否会形成特殊的利益阶层,从而产生解构效应?在这些显话题之下,真正的话题其实是当体制与市场不相适应时,究竟该怎么办?在市场重新分配利益的过程中,是否会对既得利益群体造成伤害?这是一场场艰难的博弈,既要与无知博弈,还要与别有用心的有知博弈,也注定会有人悲壮地出局。

当个体利益被各种美好的“理由”所掩盖时,只有跨越时空的沟壑艰难回望,我们才会发现:“八〇年代”如此艰难。好在,太多的挫折,最终被跨越,因为,当压抑的心灵突然被释放时,往往会产生巨大的勇气与创造力。不过,这个效应是会递减的,在面对未来的挑战时,我们是否依然需要依靠来自个体的“光荣”与“梦想”?而这份“光荣”与“梦想”,是否会因个人的气质、幽暗意识等等而扭曲呢?“八〇年代”真正的主旋律是变革,但考诸历史,任何“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推动,都注定会涉及资源再分配的问题,从而必然带来新的不均衡,当不均衡不断积累时,就很有可能造成反向的力量,进而步入新的难局。或者,回望历史,就是面对当下问题最好的解决方案。

回望历史的天空,为的是对现实的关照,“八〇年代”恰恰是联系历史与现实的纽带。而“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正是现今时代所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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