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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文物普查见闻今时

发布时间:2019-09-29 20:22:06 阅读: 来源:紫铜垫片厂家

陕西文物普查见闻

编者按: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已进入了第二阶段,各省市陆续开始了田野文物的调查,国家文物局张洁同志亲历了陕西省高陵县的文物普查一线工作,并以工作札记的方式,记录三普一线工作中发生的感人的故事,褒扬了普查队员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特发此稿,以飨读者。

2008年4月,根据国家文物局领导指示和人事教育司《关于选派国家文物局青年公务员赴基层锻炼的通知》精神,我被安排到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文物局实习锻炼,主要任务是配合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陕西是文物大省,拥有一批技术硬、责任心强的文物工作者,之前的文物普查试点工作也得到了国家普查办的充分肯定。为此,我非常感谢并珍惜局里给我这次难得的机会,能够跟随经验丰富的普查专家和基层干部深入实地考察学习。

不久,西安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启动。按照省普查办“省市联合组队、逐县普查”的原则,西安市决定将面积最小的高陵作为试点县,而把“文物大县”长安这块“硬骨头”放在稍后阶段。根据市文物局安排,5月5日,我参加了高陵县文物普查动员大会,正式成为高陵县文物普查工作队的一员。

[西安普查]

西安的文物普查工作由市考古所程林泉副所长担任总队长。凭借省会城市“天时、地利、人和”的先天优势和程队长的个人魅力,高陵普查队聚集了来自省、市、区(县)等各级文物部门的骨干力量和西北大学的高材生。27名队员中本科以上学历有23位,其中博士3名、硕士8名,有学考古和古建的,也有学历史地理的。难能可贵的是,当大家开赴野外寻访线索、实地探察时,这里没有所谓的领导和教授,没有象牙塔里的娇贵学子,有的只是可亲可敬的普查队员。

鼎鼎大名的西北大学考古系主任钱耀鹏和冉万里两位教授,在高陵普查的一个月里,吃住在农家,白天亲赴一线,晚上指导学生填表绘图至深夜甚至通宵达旦。遇到有意思的新发现,他们还会兴致盎然地写上相关的历史典故和心得杂谈,令普查充满了知识性和趣味性。由省普查办抽调到西安市指导工作、担任副队长的侯宁彬老师,没有简单地走形式,更像是个名副其实的总指挥,还义务承担了所有的宣传工作。而一向高标准、严要求的程队长则每天驱车往返于西安与高陵之间,除了应付考古所一大堆的业务,还一心牵挂着普查,不时到各分队抽查,务必做到全面细致。有了这样的先锋表率,大家更是热情饱满、干劲十足。即使地震发生后,普查工作也未间断。

经过30多天的同心协作和艰苦努力,高陵县文物普查基本结束。在这个面积不到300平方公里的小县,我们野外作业24天,实现了行政村、自然村踏查率100%的承诺,新增文物点近200%,包括头盖骨等重大发现,所填调查表被省里当作“样表”示范。此外,钱教授和冉教授还分别写有《西安市新石器时代文物普查的突破点》和《西安市隋唐时期文物普查的突破点》,探索将文物普查和专题研究相结合的可行性。最终,高陵普查队获得省专家组的高度赞扬,被誉为陕西省“三普”工作的典范。

然而,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高陵县的成功是“个例”,是文物普查的理想效果。当8月份长安区普查开始后,西安市普查办试图召集高陵普查队原班人马的初衷由于种种原因难以实现,加上长安区面积大、深山多、条件苦,为了保证质量,程队长不得不转换思路,拉长战线,组织现有人员逐乡逐村突破,还将考古所里的得意干将全都派上用场。的确,在实际操作上,像高陵普查那种兵强马壮、多方配合的良好状态难以在其他各地复制,尤其是条件艰苦、人才缺乏的陕北、陕南地区。因此,省普查办也一再强调,高陵普查的优秀等级并非标尺,陕北、关中、陕南各有特点,只要尽心尽力,都能收获好成绩。而我也是随后参加其他地区普查验收时深感专家们的这份苦心。

[普查验收]

6月初,我先后参加了陕南地区岚皋县和洛南县的普查验收,一路的翻山越岭、迂回曲折,那是与一马平川的关中完全不同的景象。当我们驱车七个多小时来到全省最南端、偏远生僻的岚皋县,在惊叹于这里青山碧水风景如画的同时,也感慨着对于普查队员来说,这就意味着每天徒步跋山涉水的艰辛和随时面临原始森林中野兽毒蛇的威胁。然而,这样那样的不利因素并没有挫伤他们的斗志,务实负责的施昌成队长、因公负伤仍坚持一线的刘康利副队长、一批吃苦耐劳、团结一心的年轻力量,即使在地震通信中断时仍坚守职责,敬业精神令人感动。虽然最终由于专业能力有限在填表上稍显逊色只得到良好等级,但队员们依然很兴奋,一位当地文化馆的小伙子对我说:“我们不觉得苦和累,有生以来第一次参与国家级这么大规模的事情,我们都特别自豪。”那份自然流露的骄傲和激动让我至今难忘。

而在洛南县,同样面临着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却硬是让普查总队长、商洛博物馆馆长王昌富扛了下来。没有钱?借!队员不懂专业?自己掏钱买书!不会画图?请建筑学院的老师指导!不仅如此,他亲自熬了几个昼夜,将所有的图表重新核过。值得一提的是,王队长还把新婚不久的儿子拉入普查队伍中,真实演绎了“上阵父子兵”,一时传为佳话。洛南县的文物普查让王队长“脱了层皮”,却也收获了专家组的好评,虽然是“良好”,不过用省普查办首席专家张在明老师的话是“良好中的最好”。王队长对此表示理解,他自信地说:“这次的目的是培养人才,下个县一定要拿优秀。”验收结束后,王队长邀请我在商洛多呆两天,参观了他正在做的博物馆库房改造项目,还有他的得意研究——商洛崖墓群,也听他平静地讲述着基层工作的困难和在解决一个个困难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虽然认识不久,但我打心底里佩服这个爱岗敬业、乐观积极的基层文物干部。

说到验收,不得不提及专家组。我第一次随专家参加验收是在延安富县,5月11日,我们刚到富县便兵分两路,实地验收史前遗址和石窟寺,我随省考古研究院商周研究室主任张天恩博士去史前遗址点,而张在明老师自告奋勇要去较远的石窟寺。直到当晚12点,他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面对大家的担心,他只是抱怨一句“路况太差”。第二天,专家们又马不停蹄地检查图表,直到大地震爆发,大家很快被疏散到院子里。没多久,张老师竟背着保安,一个人偷偷溜进房间继续工作,而人心惶惶的地震当晚,我们是在普查验收讨论中度过的。后来的工作接触让我更加见识了这个传说中的“拼命三郎”。在石泉,为了记录几块碑文徒步来回五个多小时的山路;在清涧,冒着暴雨颠簸在崎岖的山沟里,“骨头差点散了架”,也许,对于一个年近60的老人,完全没必要这么做,但是,对于一个干了一辈子文物普查并视事业为生命的文博人,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普查心得]

通过调研工作,我切身感受到,陕西作为文物大省,有着一大批优秀的普查专家和文物干部,也有着良好的文物工作基础。大家都在说“普查是良心活”,本着负责任、重质量的态度,陕西省采取了“省市联合组队、逐县普查”而非“省市指导、全县铺开”的模式,同时细化国表指标,编制了更全面细致的省表。虽然这有助于后期电子资料库的建设和文物保护专题科研,但也无疑加大了工作量,势必需要更加充足的经费保障。而在文物资源和人力资源十分丰富、财政状况却相对紧张的陕西省,主观的美好意愿与客观的不利条件相冲突,这一主要矛盾便显得格外突出了。

随着文物普查尤其是田野调查阶段工作的逐步深入,出现问题不可避免,但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此,9月5日全省文物普查经验交流会及时召开,省普查办对大家关心的问题逐一进行了讨论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性建议,相信问题会逐步得到妥善解决。事实证明,通过这次会议总结及多项会议精神的传达,为各队指明了方向、增添了信心。会后,一直以来受地震影响的汉中市文物普查迅速启动,在借鉴了兄弟市县的普查经验后,相关组织管理工作较之前一阶段更加有力、也更有效。

半年的基层锻炼经历充实而难忘。当我面对那位在深山里风餐露宿、被蚂蟥咬得全身通红的普查队长时;当我得知有个队员在老母亲去世时只回家呆了三天便赶回工作一线时;当我看到队员们艰苦奋战几个月后不能按时领取补助仍然不抛弃不放弃互相加油鼓励时,我的内心不仅是感动,更是一种震撼。这些平凡可爱的文物工作者,他们不计名利和报酬,不去抱怨现实的艰难与挫折,而是怀揣着心底里最美好的信仰和理想,为事业全心投入与执著付出。我有幸结识这些良师益友,聆听他们为人处事的心得感悟,学习他们的工作方式方法,受益良多。他们所带来的这份感动和震撼深深地振奋了我的精神士气,鼓舞着我不畏困难、迎接挑战,勤勤恳恳地扎实工作、乐观积极地面对生活。为此,我也真心感谢局党组为青年公务员提供这么好的学习机会和成长历练,令我们收获了很多思想教育和人生感悟。最后,我想用陕西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队队训作为我实习锻炼的总结,这句两千年前司马迁的经典语录今天听来仍然受用:“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2008年12月31日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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